2800万青少年抑郁之困：被“好孩子”标准捆绑，县城医院找不到心理医生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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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眠、焦虑难耐，但他们认为我是因为太脆弱、太矫情。”

“爸爸妈妈不理解，如果告诉老师，学校可能会记入档案，同学会远离我。”

“我有家，但是我又没有家；我有爸爸妈妈，但我是个孤儿。”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们常常这样表达他们的感受。在成年人建构的图景里，青少年似乎不应该有痛苦，但实际上，恐惧与不安常常伴随着他们。当他们鼓起勇气求助时，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又一个质疑，最后只能诉诸于极端方式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每40秒就有一个人因自杀失去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全球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好心情心理医疗和心理健康数字服务平台等机构共同发布的《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下称《蓝皮书》）报告则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达9500万人，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超2800万人。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学生。

遗传、家庭、社会等因素，以及应激事件都有可能成为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致病因子，《蓝皮书》显示，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学业压力三个关键词对学生影响最深。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副院长、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每一个孩子都是足够好的种子，但是好种子需要好环境、好土壤。当孩子的情绪养育不足时，孩子一遇到挫折就会变得脆弱。青少年在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重要发展时期，如果相关的发展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长期累积下来超出了孩子的承受范围，就有可能引发“情绪发烧”。

然而，在面对青少年的情绪发烧问题时，社会的整体关注度往往有所欠缺，以致于孩子的痛苦在反复的被忽视中不断累积，给心理健康问题的爆发埋下隐患。

“孩子所需要的营养，我们分为身体营养和心理营养，当下很多父母非常重视身体营养，但安全感和自主感等心理营养却被忽略了。有的家长在孩子幼儿时期就和孩子说，‘接下来路要自己走了’，也许这个孩子会不得不过早地开发自己的心智，变得独立、优秀、乖巧，但在情感上他是孤独的，他们也许有能力，却失去了动力。”叶敏捷对时代财经说。

而每个生病的孩子背后，或许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创伤不仅仅始于“出生”，因为创伤会代际传承，父母小时候的匮乏也许会体现在对孩子的养育之中，父母或许会缺乏力量、过于理性、过于控制等。但这不是父母故意的，而是由于父母小时候也缺乏这些养育。

“这不是一个个体或者是某一对父母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存在的问题。在我们长期追求理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往往只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大多并不太重视情绪等个体化的心理感受。”叶敏捷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现在的民众开始越发关注‘情绪养育’，但是很多家长却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们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成为“努力”的小孩

16岁的苏微（化名）来自甘肃庆阳。在这一座西北五线小城里，学习依旧是通往大都市的唯一路径。

在确诊抑郁症之前，苏微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她所就读的中学是市里的重点，“不学习你以后要干什么”“不吃学习的苦就得吃社会的苦”，这类话常常被老师们挂在嘴边。

努力成为一种习惯，直到某一天，苏微开始出现失眠、间歇性的暴食厌食等症状。2021年上半年，她确诊为抑郁症。

她总共只去过两次医院，分别看了不同的精神科医生，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她曾经想过，可能去西安会得到更好的治疗。这种印象来源于她小学时的一趟西安之旅和西北地区潜移默化的都市观念。在她看来，西安是一座大城市，而大城市什么都是更好的。

2021年下半年，她在原来的学校留级，随后选择转学到庆阳市某下辖镇的一个普通中学。

“以前我在重点中学，1000多人只能排到100～300名，但现在学校只有100多人，我可以稳定在前几名。”这让苏微轻松了不少。入学之后不久，她还把药停了。

眼下，苏微正在中考冲刺阶段，对于她而言，考上重点高中是当下唯一的目标。

与苏微不同，生活在深圳的15岁女孩安宁（化名）对学业压力表现得毫不在意，困扰她的是另一个问题——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11岁左右，这个问题就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安宁的脑海里，但却迟迟找不到答案。

“意义”两个字放在深圳这座奋斗之城里，显得虚无缥缈。这让安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割裂感，她明白人得适应环境，学生有学生的本分，但她没办法克服自己的不安、焦虑，去成为一个“努力的小孩”。

“总感觉写作业没有什么意义，我可能太过于探求意义了。”安宁告诉时代财经。

她开始不写作业，继而发展成厌学。随之而来的是成绩下滑，从重点中学转入普通中学。

现实的急转直下，成为压垮安宁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2年7月的某一天，安宁采取了极端手段，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隔天，安宁去医院就诊，确诊了抑郁症。“我扛不住了，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确诊，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她想。

确诊至今，安宁坚持定期就医、服药，而她也并没有放弃探求学习的意义。只是，当下她开始尝试着去适应体系。

“其实我想学就能学好，我的成绩并不差，只是陷入到困境之后，就很难让自己进入学习状态，我明白自律是可以被培养的，我正在尝试。”安宁对时代财经说，“生物总得适应环境吧，到了初三，我学习状态也挺好的，我开始写作业了，很荒谬。”

“在你身处困境的时候，谁可以帮助到你？”时代财经问道。

“我小学3年级的妹妹，小孩子自带快乐，她喜欢黏着我，能给我带来一些积极的力量。”安宁回答。

“我们对孩子只有标准”

尽管苏微和安宁所面对的困扰各异，但两者均指向了学业压力，而这种压力往往与社会的主流评价标准相关。

2014年发布在《中国特殊教育》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学业压力是中国青少年的关键性压力来源，并且是引发青少年抑郁的危险因素。因为，在应试取向的学校教育中，学业成绩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驯化下，分数和排名成为青少年最重要的追求。

“当下，学校采取各种手段、资源来调动学生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学业压力。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业压力是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项贤明曾公开表示。

以苏微曾经所在的重点中学为例，排名仍然是最为重要的竞争手段。“如果成绩不好，侥幸进了重点班也不会被接纳。”苏微对时代财经说。

安宁则代表了另一种情况——拒绝接受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以致产生厌学行为。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在他接诊的患者中，一些学霸小孩常常问的是，“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些小孩比年纪更长的一代人，更早地停下来去思考和探索这样的问题。

“现在很多学霸都在思考，我为什么要读书，我凭什么要读书，我读书干什么。如果说为了赚钱，没有必要，爸爸那几套房子给我够用得很。为了生存，又没有什么生存压力，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有生存压力的感觉。对孩子来说，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叶敏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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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学业压力重负，拷问学习之意义所在，在孩子没有确诊抑郁症之前，这些问题在部分家长、老师看来，也是很荒唐的事情。甚至在自己的孩子确诊之后，有些家长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只是需要做好学生的本分工作，为什么会这么难？”这是家长们的普遍疑问。

在叶敏捷看来，父辈与孩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社会的进步导致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隔阂，加上国内多数父母惯用经验认知来教导孩子，如70后、80后的父母，他们的成功经验是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但随着时代的更迭，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转变。如果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去观察，那么很难实现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因此，孩子的养育，不仅需要学习情绪养育，也需要去打破家长的固有信念，打开格局和高度看待时代变化之下孩子发展的需要。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治疗师。”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医院或者心理咨询中心只是孩子的“临时的替代喂养”，孩子到这里来只是在父母“母乳不足”时的过渡。只有家庭运转起来，他们才有依靠，才有勇气迎接外部挑战。

苏微和安宁均和时代财经提到，在确诊后，父母开始学会站在她们的角度去理解她们，尽管双方沟通仍然存在障碍，但父母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她们康复。 “在家人看来，只要你情绪好了，一切都好说。”苏微的表哥告诉时代财经。

“对于个体来说，规范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个体进行社会化中会面临的情况。社会存在这个规范和标准，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但在规范的前面需要有情绪的回应，如果情绪都没有处理，孩子是没办法去管好行为的。”叶敏捷对时代财经指出，在中国人的智慧里，早就说了这个道理——先通情后达理。没有关系就没有教育，关系必须先于教育。但是很多家长对孩子又有很多“标准”，这些标准和要求却切实伤害了关系，孩子认为“你关心我的学习胜过我，你陪我写作业比陪我多”。所以，之后的“教育”自然也无法起效。

心理健康服务下沉之困

这些年来，叶敏捷所在医院的门诊几乎天天爆满，“只要排班都是满的”。他明显地感受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门诊的接诊量正处于井喷期。

“2018年以来，每年来我们抑郁科就诊的患者都在增加，其中低龄患病者越来越多，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已经从2018年的3148位增至2021年的10613位，2022年的数据还没出，但肯定会增长。”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精神六科病区（抑郁障碍病区）主任谭忠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类似的情况。

另外，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2019年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对青少年的扰动很大，对于青少年来说，本来向外走的阶段不得不留在家里上网课，和家人本来有空间的也变得“亲密无间”，这些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愈发受到重视。2019年年末，包括国家卫健委在内的十二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明确提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通知》中提到，要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落实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预防干预措施。

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通知》指出，到2022年底，60%的二级以上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30%的儿童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

然而，要推动心理健康服务下沉并非易事。2023年2月，时代财经从江西省某县城的公立二甲医院了解到，这里仍然没有建设精神心理科，院内也没有一名精神心理科的医生。

在现实层面，除了科室本身建设存在的资金问题，更为艰难的是找到专业的医生。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数量达6.4万人，只占全国医师数量（428.7万人）的1.49%。

“精神科不是钱够了就能建起来的，我们需要人，真正能懂孩子的人。在精神科里，医生是药，但是这样的人才相对稀缺，很多精神科的医生对孩子的理解是不够的。我们如果关心‘病’比关心‘人’更多，儿童青少年是那么敏感，他们会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被重视、被尊重、被看见。光靠药物是无法帮助孩子真正活出生命力的，他们需要治疗，更需要养育。 因此，除了培养出更多懂孩子的精神科医生、治疗师，我们还需要让家长成为孩子的咨询师，医教家社结合在一起，用一个村庄养育一个孩子。”叶敏捷对时代财经直言道。

多位受访者均对时代财经表达了对医生的不信任，由于这种不信任的存在，他们无法从医生处获得有效的帮助。

第一次去医院面诊的医生就让苏微印象深刻。“他的长相和表情都很严肃，和我的交谈也十分短暂，只是按流程问诊、开药，吃了一段时间的药，除了失眠解决了，毫无好转。”苏微告诉时代财经，“在我看来，自我疏导、与朋友交心排解压力，都比去医院要好。”

一方面，青少年难以完全信任他者；另一方面，各地精神科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而心理健康问题也并非单靠用药就可以解决，医生对青少年患者的理解与否会影响到后续的治疗。

“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培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理解患者的培训、社会文化的培训也很重要。”叶敏捷告诉时代财经。

医生人才的培养只是其中一部分。外界不知道的是，实际上，精神科医生群体也在遭遇来自社会文化、患者层面的双重压力。

叶敏捷提及，二十多年前，污名化和病耻感在精神心理健康领域比较严重，导致医生也存在耻感。彼时，他跟别人提到自己是医生时，别人都很关心的问：“医生好啊，什么科的啊？”但当大家听到精神科时，便不说话了。

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对心理健康的重视正越来越被普及化。现在叶敏捷和朋友们坐下来吃饭，精神科医生是最受欢迎的，大家都来加他的联系方式，说家里有问题咨询他。

“在精神心理疾病上，预防远远比治疗重要，我们要逐渐从过度追求理性、追求标准的社会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去关注个体情绪的变化，补足情绪养育，让每个孩子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幸福感。”叶敏捷对时代财经说，“如果我们能在家庭系统、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合力形成全面的治疗资源，那么即便是这个孩子有自杀想法，我们也可以和孩子去谈、有能力去帮助他，让他重新发展出关联感和自主感，情绪退烧，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